主持人：

任 皓（星星诗刊杂志社编辑）

访谈者：

杨碧薇（诗人、批评家、鲁迅文学院教师）

李 壮（诗人、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陈 谋（出版人、媒体人）

李啸洋（诗人、北京电影学院教师）

夏 麦（青年作家、科技行业从业者、诗歌爱好者、业余画家 ）

萧楚天（诗人、译者、浙江传媒学院教师）

北 鱼（诗人、诗歌活动策划人、杭州市钱塘区作协秘书长）

王家铭（诗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曾任中国诗歌网编辑）

董牧孜（B站智库研究员，曾任《文化纵横》编辑、《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

主持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人们阅读方式从单一的纸媒时代跨入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内容输出与传播的方式也随着这波技术浪潮呈现出多样的变化。诗歌，因其短小精悍，在传播方式上更具有快捷性。虽然，诗人们的创作热情与网络时代的传播方式相得益彰，各大平台推出的诗歌数量更是层出不穷，但和纸媒时代诗歌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力相比，诗歌，尤其是当代新诗的普及性与经典性却与大众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与隔阂。一方面，诗歌圈的热度不减；另一方面，大众对新诗的误解与日俱增。为何新诗形成了“圈里热，圈外冷”的现象？要破除圈层误解与壁垒，搭建起大众与当代新诗的桥梁，形成良好的诗歌生态，传播平台责无旁贷且任重道远。于是，诗歌“破圈”的话题成为当下诗歌界关注的焦点。

2022年《星星·诗歌理论》在7期推出关于诗歌传播与破圈的专辑后，受到广泛讨论。本期我们邀请到九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优秀青年诗人、诗评家、媒体人、出版人、编辑和诗歌活动策划人一起来交流讨论当代新诗的“破圈”与传播，希望用青年人活跃的思维火花给新诗作者和读者带来关于当代新诗如何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思考与启示。

各位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这次关于当代新诗的“破圈”与传播的讨论会。有人说：“当代诗歌失去话语权，滑向主流边缘。”你们怎么理解呢？你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杨碧薇：原因太多了，我就找一个角度来回答吧！从本质上来看，诗歌地位的下滑，与人类文明的演变息息相关。文艺复兴争取人的地位，让神权及其所代表的崇高价值受到了相应的冲击。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逐渐被纳入现代体系，世俗化进程则一鼓作气，再也不可逆。中国同样处于这一进程中，古典时期拥有崇高地位的诗歌，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中不再可能成为大众关注的重心。我们时代的文化景观，早已从崇高转向平庸，转向了大众。但是，不被大众关注，不代表诗歌本身的品质有所下滑。

相反，无论在哪个时代，诗歌一直在追寻真理，深入挖掘并充分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当代汉诗同样具有超高的品质，无论在精神探索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始终是人类文明金字塔尖上的高端精神产品，是人类智慧与情感的宝贵结晶。

李 壮：这一话题的前置认知是，诗歌曾经拥有主流话语权。这一认知本身有问题。若以古代为坐标，则古代盛世的文官政治体系中，文学能力与现实仕途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今天几乎消失，因而并无可比性。若以20世纪80年代为坐标，那么当年诗歌及纯文学之所以具有巨大影响力，是因为思想领域的解放在载体上缺少其他更多选项，文学自然而然成为中心场域。今天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愈加丰富，任何艺术门类或文化产品都很难自称“中心”或久居“中心”。因此，不是鸡蛋不如以前好了，是放鸡蛋的篮子变多了。

陈 谋：当代诗歌为何会受到读者的不屑于顾，诗歌为何会变得可有可无？当然，我们可以归咎于孕育诗歌的土壤变化；归咎于读者的傲慢偏见，对诗歌的认知落后，对诗歌的阅读还停留在学生时代等等。但是，抛开客观环境，就我们当代诗歌的创作水准而言，创作者需要深刻反省的是，当下涌现出的无数诗歌作品，到底有多少能打动人心？有多少具有生命力？在媒体工作多年，我们时常会收到一些读者对当代诗歌的评论，褒贬不一。最常见的即是“吐槽”诗歌的写作水平：“这也是诗？那我也当诗人好了。”正是无数滥竽充数的诗作，让珍珠被糟粕所掩盖；让真正有资格被冠以“诗人”头衔的创作者背上了“黑锅”，成为了“不知所云”“晦涩拗口”“矫揉造作”“无病呻吟”“高高在上”“生搬硬凑”的代名词。读者对当下的诗歌乃至诗人“嗤之以鼻”的态度，让诗集逐渐被冷落在书店的角落，没有人再会渴望翻开一本诗集。因此，当代诗歌势必会越来越小众，成为少数人的游戏。由于创作水平的良莠不齐，让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没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所以我们还需要讨论如何把珍珠擦亮，绽放光彩。

李啸洋：在我看来，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第一，大众文化的崛起，冷落了诗歌和阅读。当下，娱乐的形式太多了，电影院、电视剧、网络大电影、网剧、网文、短视频，大众面对这么丰富而多元的选择，诗歌自然便失去了吸引力。其实，这不只是诗歌的问题，整个文学界都面临大众文化冲击的问题。精英、大众、市场三种声音出现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令整个现象变得更加复杂。脍炙人口的古诗大多是精英创作的——杜甫也称杜工部，工部是其官职。当然，《诗经》和乐府诗里也包含了民间的部分，但是什么样的民间诗能被编入诗册，还是由精英把持的。现在社会不同了，诗歌发表和展示的渠道越来越多，“精英”的声音也变得微弱，大众的趣味越来越多元，使诗歌逐渐走向了边缘。但是，边缘化不意味着诗歌落寞，边缘构成了新的创作“中心”，各种诗歌流派均得以出现。这种从边缘包围“中心”、走向“中心”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第二，媒体传播重构了诗人的形象。“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鬼”（李贺）、“诗佛”（王维），都是古代诗人在公众认知中的形象和称呼。这是他们非官方的官职，是公众赋予的民间称呼。现代传媒似乎也在赋予新诗诗人这样的称号，比如“中国的艾米利·迪金森”“中国版鲍勃·迪伦”——这些称呼常出现在诗集封面上或是诗人自封的称号，这是当下的一种现象。另外，媒体“因事件关注诗人”也重构了诗人的形象。这种情形下诗歌文本次于诗人本身，从“自杀诗人”海子到“脑瘫诗人”余秀华这种标签现象的传播，“因人而诗、先事后诗、博取眼球”的诗歌传播路径，重构了诗人的形象——公众只知道媒体捧出来的诗歌名人，对于诗歌文本本身的关注淡漠，这也是造成当代诗歌滑向边缘的原因之一。

第三，新诗创作的转型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和背景，在和西方诗歌“移花接木”的欧化过程中失却了共鸣的基础。胡适在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中的观点，不同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梁启超所谓的旧文学“革命”，实质上启蒙的意味更浓；进一步言之，是社会革命和精神审美上的倡导。他的“诗界革命”还是在继承古典文化的遗产上提出的，比如诗歌改革的根本在于精神的变革，精神变革在作品中的体现是新意境的创造，等等，“意境”在其“革命”新诗中占有核心地位。胡适的文学改革是具体的文体革命，不是社会革命；《文学改良刍议》都是“禁止性”的指令，破旧是“破”了，但是立新却没有“立”起来。也就是说，在摧枯拉朽和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并没有提出清晰的、具体的、新的标准。

《文学改良刍议》可以窄化为“诗歌改良刍议”，创作的八条禁令有四条是针对古诗传统的；“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不做无病之呻吟”在形式上否定了律诗绝句确立的押韵和对仗体系，文体上否定了偏爱使用生僻字的骈文、赋体，至于“不做无病之呻吟”，那么婉约派的词大概能对得上号。没有了形式的严格约束，新诗创作很快暴露出先天不足的一面——很多新诗，去掉分行“形式”连成一整段，你会发现有的根本不是诗，只是打着分行的幌子，称之为“诗”。

夏 麦：诗歌是一种最简洁的灵魂感知，惜字如金，提点出语言背后的实象。它与常见的说明文、论文不同，不直接作为工具指向目的，却直抵生存美学的最深处，是一种特殊的终极关怀。或许正因为如此，对诗歌的欣赏才更加依赖于读者对生命体悟的敏锐度。当代是经济与物质快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样快节奏、重实效、娱乐化、强目的的社会中，人的生命情感让步于理性利益，诗歌的边缘化几乎是一个必然结果。不仅是诗歌，传统文学也经历了危机。话语权由精英叙事转向大众娱乐，这是个体所不可改变的时代潮流。

萧楚天：我在给学生们上创意写作课时，专门提到即便是从事小说创作，也要时常阅读现代诗，让语言保持鲜活。我强调那些节奏自然、更具当代性的新诗作品，不推荐以阅读古诗或流行歌词替代对现代诗的阅读。我这样强调也是考虑到现代诗的“非主流”状态。在专门讨论现代诗的课上，我提到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贡献；当然也提到在那个史诗年代，诗其实包含了后世很多文学门类的代表性特征，包括跌宕起伏的情节、简单机械但又朗朗上口的押韵，还有适于吟唱的曲调。诗意，不仅意味着年轻人的情思或者中老年人对闲适生活的自得其乐，也是可以波澜壮阔的，是可以同时探及人性之幽微的。

莎士比亚的戏剧首先是伟大的诗歌，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十四行诗在诗艺成就上不如他的戏剧。丁尼生和叶芝是各自享誉一个时代的诗歌全才，既能写抒情小调，也能写长篇诗剧；既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既能吟咏山水，讽喻古今，也敢于想象和书写未来。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又遇上了流行文化对严肃文学的冲击，严肃的诗歌创作，在西方社会也日渐式微。此时，波德莱尔和艾略特站在古今交替的节点上，他们的作品被称赞为具有现代性，实则是为诗正名的力挽狂澜的努力。而时代头也不回地向前，回报以蔑视人性尊严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流行文化；自白派有限的视野，反而给了大众抛弃诗歌严肃性的胆量。奥登和迪伦·托马斯就像荒野上各自唱歌给自己听的人，布鲁姆的尖锐之声则越来越像堂吉诃德式的骂骂咧咧。与此同时，电影、小说和流行歌曲也发展出了可以被称之为艺术品的作品，娱乐并没有完全消解诗意，诗也依然活着，在很多个“别处”。我觉得现代诗淡出主流视野，并不意味着诗不受重视，而是诗歌原来有的功能被分化出去了，分给了诸如小说、戏剧、歌词。不少小说家、剧作家和歌词作家，笔下的文字也会让我们感受到诗意。这些文学门类下的作品，也不是都能够轻易获得流量，或者说，大部分也是小众的。哪怕是当下流行的动漫和电子游戏，也有的被认为具有艺术性却曲高和寡。

因此，我认为当代诗歌给我们失去话语权的感觉，跟当代诗歌尚未形成鲜明的声音有关。不少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对现代诗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把握清楚，有时候他们写得像歌词，有时候像散文，有时候像小说，有时候他们写的东西什么也不像。这个“像”——套用象征主义的语言——指向某个须要被重新建立的诗的原型，或者说现代诗的原型。这个建立的过程也不是诗人们，或协会、诗社和刊物们说了算，因为这是一个积累新的社会共识的过程，也就是形成新的诗歌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诗人们也是读者，也是大众的一部分。我教的学生几乎都是00后，他们潜意识中认同的诗歌，依然是古诗和歌词。当我拿出一些现代诗中的公认的优秀作品时，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些作品带给他们的触动。诗人们还在写着，他们当中很多人在认真写着，好作品会有的，这点我毫不怀疑。但当代诗歌的普及教育也还得继续。

主持人：感谢各位的精彩发言，下面我们来谈谈自媒体时代的开放和“去中心化”，新诗创作如何转译以适应读图时代？

杨碧薇：敬文东在《味觉诗学》里提到，新诗的发生机制，早已从古典汉诗的“味觉”转变为现代性的“视觉”。“看”所代表的“视觉”是现代文明的典型景观，摄影、电影、短视频等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影像世界。味觉，需要靠品尝获得。古典汉诗追求的，正是这种亲自品尝所带来的体验。同时，它还追问“心”与“道”。在一部分新诗中，“心”被“脑”代替，然而传统的影响和西方的影响都还在，且很强大，新诗不可能彻底放下“心”，放下“脑”，只留下“眼”。我个人倒是认为，新诗在创作上没有必要刻意迎合读图时代。自媒体时代，众声喧哗，喜欢cosplay的不一定喜欢嘻哈，喜欢露营的不一定喜欢海钓。人们的爱好越来越多样化，有壁是正常的。对新诗来说，存在即合理，首先还是要有扎实的文本；其次，也可试着拓展一下关注和表达的边界。

李 壮：我认为，应该向诗歌自身找原因。过去一段时间内，诗歌习惯自娱自乐、搞小圈子和修辞游戏，这确实是加剧了诗歌地位的边缘化。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20世纪传承下来的师长辈优越感及一些“坏习气”+新语境下诗歌领域失落感相互叠加的产物。

李啸洋：自媒体时代，诗歌适应图像的时代有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各短视频平台上配图念诗。这样的形式，其实是打破了诗歌的想象性，将其限定在具体的图像想象中。第二种，诗歌和电影的结合。当下出现了很多诗歌和电影结合的案例，比如毕赣的电影《路边野餐》，纪录片《寻找海子》《诗人出差了》《他们在岛屿写作》《掬水月在手》《我的诗篇》《摇摇晃晃的人间》等，这些影片从立体层面展现诗人、诗歌与社会的关系，向大众展现诗歌多元的面向。但是，诗人影片、纪录片面临的一大困境就是多为独立影片，以上所举，都是做过点映或者进入院线播放，诗歌倒是适应了读图的时代，但是又陷入到电影、纪录片传播的困境里了。

陈 谋：我认为创作不需要去适应自媒体，但是传播是需要的。正因为自媒体时代的开放性和去中心化，才给新诗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天空，也给诗歌赋予更多的可能性。如今，微信、微博、豆瓣、知乎、B站、抖音、小红书等众多平台，展现的形式各不相同，各自的用户群也完全不同；做好用户画像后，把诗歌“产品”精准投放是非常有必要的。任何一件“出圈”的产品都需要一个完美的营销策略，在投放市场前，需要进行读者调研。当读者反馈，这首诗有韵律，适合哼唱，那么，可以选用视频录制的方式，在短视频平台上传播；另外一首诗歌表达的情绪与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更契合，更适合图文表达，那可选择在小红书等平台推送。对于优秀的作品，只有配备好的传播方案，找到与之相匹配的传播渠道，才能实现1+1＞2的传播效果。

北 鱼：我一直有个观点，“大众可能不阅读诗歌，但非常热衷感受诗意。”在很多中产阶层人士的认知里，诗意几乎等同于生活美学加人生品质的共同体。于是，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很少人捧书读诗的国度，却有许多人在四处寻找诗意的感受：旅行的诗意、美食的诗意、恋爱的诗意、重逢的诗意、日常的诗意……不可否认，这种感知力似乎更多来自于中国古老的诗歌记忆，或者说，在忽然感到美好的一瞬间，脱口而出几句九年义务教育加高考必备所背诵的古诗词，这是一件感觉非常良好的、几近条件反射的事。为什么古诗词有记忆，而新诗没有记忆？固然有“古诗词流传数千年，而新诗才刚过百年”的因素在。但我们不应该否认的是，经典古诗词之所以流传至今，除了本身极高的艺术价值外，也离不开每个时代、每个时期恰到好处的转译，从选本注解、到诗画同载，从课本翻译、到镜头诠释，经典古诗词“母本”所延展出来的诗意长卷与寻常人生的种种境遇俨然暗合在了一起。反观新诗，很多诗人还在“诗歌不可解读”中自我陶醉着。然而，庆幸的事，这种局面或许可以在更年轻一代的诗人、诗歌爱好者中得到破解。前几日，听诗人沈苇讲到，他的学生想到了20多种方法将他的诗作转译出来。真希望看到这些方式一一呈现。

王家铭：我比较保守，不认为新诗创作应该去适应什么时代。你可以说诗歌表现时代，但不能说写诗的时候要去适应时代，那是写作以外的事情，可能跟传播的问题关系更大。诗歌怎么样都还是要落在文本上，至于如何以其他媒介形式再将这个文本呈现出来，作为写作者，我是不关心的。新媒体处境下，比如微信或者各种流媒体，至少在目前，只不过是让我们多了些读诗或发表的方式，新诗的自身逻辑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说诗人随新的生产手段进到时代里而已，我们的一切努力，始终源自于诗歌文本的伟大诱惑。

主持人：有人认为，当代诗歌创作的孤独是回归诗歌本体，边缘化语境一方面令诗歌逐渐淡出焦点和中心，一方面也敦促诗歌回归了本原的位置和属性，或者说沉寂也为诗歌写作队伍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纯粹、净化机会，对此，你们怎么看？

杨碧薇：现在，诗歌在整个文化环境中已经很边缘、很边缘了，但你看，仍有那么多浮躁的诗人，整天干这干那的，就是不好好写诗。其实诗歌创作说到底是个人的事，与个人秉性有很大关系。能静得下心的人，哪怕处在被关注的焦点，也能潜心创作；静不下心的人，则是无论怎样都不会沉潜的。所以，诗歌写作或许并不存在“队伍”一说，只有群体之分：一群人在认真创作，而另一些人在干别的。至于新诗的发展，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认真创作、乐于奉献的人。

李 壮：诗歌创作的“边缘化”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浑水摸鱼的少了，诗歌队伍和场域相对更加纯净。今天到诗歌领域“投机倒把”，已经很难行骗了，所以心怀不轨来混场子搅局的人就不会很多，留下来的大多是真心喜欢或真有才华做这件事情的人。“投机分子”在诗歌领域的数量和活跃度显著下降。拿前些年为例，文艺领域的混子和骗子基本都去“混”影视圈了。

不好的一面也有，如果持续化地过于边缘，很容易丧失行业的激励机制和内在动力。现在最直接的一点是，更年轻的一代中，最聪明的那些人可能就不愿意进入这一领域，诗歌领域会逐渐失去对人才的吸引力。如果哪一个行业，最后不是“良币驱逐劣币”，而是“劣币里面挑良币”，那么处境还是很可悲的。我老师那一辈，当初都是最聪明的头脑来搞文学（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现在年轻的这代人里，最聪明的头脑大多数不来文学领域了。同行水平的持续下降，总归不是好事。

夏 麦：尽管严肃体悟的消退令人惋惜，诗歌的孤独却也不完全是坏事。事物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盛衰有时，这是自然之理，沉寂也在孕育新的变革。尤其是充满压力的当下，人们心里普遍感到焦虑、迷茫，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将迎来一个高峰。届时，已经做了深厚积累的作者便将引领新的潮流。至于守不守得住，这是对文化从业者的基本考验。换个角度来想，如若某天诗歌也加入了NFT一类的潮流我们暂且不对这一资产化的行为做评判，只是时代走到这儿了，存在这样的可能，“诗人”队伍必将在一夜之间扩充千倍万倍，光是分辨出“投机者”就要耗费大量精力。当然，繁荣是好事，有流量也是好事，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一体两面。所以，接受诗歌当下的样子，用心体悟它发展的每一个过程，才是真正重要的。

主持人：那么大家觉得，诗歌圈需要诗人如何“破圈”呢？需要什么样的“破圈”方式或诗歌“偶像”？

北 鱼：诗歌要“破圈”，必须先让优秀诗人“出圈”。诗人要成为大众可感知、可信任、可追随的“公众人物”。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着相反的事。从内部来看，很多优秀诗人更倾向于圈内认同，而对“出圈”保持着谨慎，仿佛跨出一步就脱离了“精神净土”，这种自觉的孤独与守正，在诗歌圈里是受到推崇且视为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向内的作用力，必然导致“塌缩”，圈子会越缩越小。所以，我想除非是到达“唐诗”“宋词”的整体艺术高度，形成内部能量的集中爆破，否则从内部推动诗歌“破圈”的成功率是极低的。从外部来看，由于媒体、大众对诗人群体不了解，对诗歌环境不熟悉，导致只能通过个别事件，随机抓取一个诗人来“捧”，这样“捧”出来的“公众人物”不仅无法代表诗人的整体形象，反而会造成更深的误解，宁可不要。既然诗人和大众本身无法自主地“双向奔赴”，我寻思，是否需要类似“媒人”的角色，以一种恰当的、带着诗意理想的方式，把优秀诗人推介给大众？应当看到的是，诗歌圈里并不缺少值得推崇的、帅气不减才华的“偶像级”诗人。如果可以由我来推荐或塑造大众视野里的诗人偶像，我希望是沈苇、陈先发、胡弦以及江离、飞廉、卢山等，他们都有很多好诗可推，也有很多好故事可讲。

萧楚天：我想到在欧美诗歌界，有一种诗歌表演叫做performance poetry，国内慢慢地也有人在做，但似乎一上来就做得过于高雅和小众，让普通大众望而却步。这一种诗歌表演，需要的不是过于个性化的语言和复杂的指涉，它也许要回归吟游诗的传统，快速地实现与大众的共情。诗人要能够在舞台上，在带有即兴表演成分的朗诵中，探讨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或者说能够快速获得共鸣的内容。我觉得如果诗歌表演做得好，是有“破圈”的可能。

我也曾关注过欧美一些书店的诗歌类畅销书，除了已经被列为经典的，比如但丁和济慈等诗人的诗集，还有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火起来的诗集。这些能够火起来的诗集语言非常简单，但是讨论的内容非常具体，比如针对一些时事新闻，或者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家庭矛盾，或者女性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等等。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处理大众真正关心的议题，把别人啰啰嗦嗦说不好的事情，用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诗歌语言写出来。

王家铭：许多诗人都曾谈到过诗歌的“手艺”性质，“手艺”既有劳作的意味，也暗含着诗歌写作技术性的一面。当我们在谈论诗歌技艺的时候，便默认了诗歌是有难度的，因为技艺是需要在艰苦的付出中习得的。新诗作为一门有难度的“手艺”，首先就预设了它的门槛，不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并非所有人都能轻易地进入到这个“行当”。如果确实存在“圈内”“圈外”之分的话，这就是原因之一吧。新世纪以来，当代诗歌的几次“出圈”，要么是一些低廉的文本引发议论，要么是一些诗歌以外的、附加性的话题激起波澜，几乎很少能帮助大众获得对当代诗歌公正的认识。我认为，与其讨论新诗如何“破圈”，不如在纯净写作现场的同时，做好某些普及性的诗教工作。据我观察，一些有心的诗人、学者已经在从事这样的工作，然而业内人士的力量终究有限，需要社会层面更为广泛的参与和支持。

董牧孜：谈到“破圈”的话题，其实已经指明了今天诗歌的处境——诗歌圈，在今天更像是一个小的趣缘圈层了，诗歌圈“偶像”诗人的影响力也往往局限在小圈子之内。这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很不一样，那时候的著名诗人，都是国民级别的诗歌偶像；写诗的圈子就像一个漩涡，吸引年轻人不断卷入；创作出各种风格的诗歌，就像今天发明网络热词和新梗一样——以各种诗派命名，比如朦胧派、第三代等不断涌现。今天大众皆知的诗人，比如食指、北岛、西川等，都是那个年代成名的年轻人。以前有表达欲的年轻人都会首选写诗，就像今天我们有表达欲的年轻人，都会随手在B站发视频，在微博、朋友圈发金句一样，当然，那时候是纸和笔的天下。还能有幸在今天获得国民认可度，在互联网上火起来的诗人，比如余秀华，也是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她独特而强烈的表达以及传奇而艰辛的经历。换句话说，这些“破圈”诗人本身就是有点网红属性在里面的。

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今天是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所以，与其说今天诗歌圈的诗歌偶像要怎么破圈——那是可遇不可求，不如说，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可以关注诗歌圈以外的年轻人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每个时代的诗歌，都必然反映这个时代的生活、语汇和特定的情感结构；真正有生命力的、能够打破圈层的凝练文字，必然是能直接处理当下生活的某种痛点或者本质的。今天的rap、歌词为什么不可以是诗呢？诗歌能不能用视频或者音乐去表达？我觉得不必纠结于诗歌圈这件事情，把关注点放在语言表达的能量和强度上。《滚雷日志：鲍勃·迪伦的传奇巡演》有句话我很喜欢，也可以用来描述今天诗歌能够“破圈”的要义，“当你突然感到胸腔中多了点原先没有的东西，它就来了，要是有谁把‘拯救’和‘荒谬’押上韵，令你听了怦然心动，没错，那就是诗。”让读者读到，圈自然就破了。

主持人：最后，想借助大家各自的职业身份来谈谈，出版社、文学期刊和作协组织在新诗传播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

李 壮：我认为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1.要有新思路，“破圈”对接公众生活和新媒体。以往那种“关起门来自己人玩”的办法基本等于自杀。时代在变化，封闭僵化就是死路一条，自诩清高最后多半都要自挂东南枝。

2.专业平台要尽可能地洗掉官僚化气质。比如，按资排辈的“官方官僚气”和江湖山头的“民间官僚气”都是有害的；做人，尊重辈分、有江湖气都是很好的品质，但做事，对此还是要有适当的警惕。

3.诗歌领域的创作总体比较散点化，要能“对症下药”。出版社、刊物、作协等应该有能力和有意识地制造一些命名或做出一些趋势性判断。散点化本身不是坏事，但不能变成“一盘散沙”或“各自为战”。如果集中性的对现象命名，开展诗歌潮流讨论或对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的研讨案例不时出现，会大大改善诗歌场域的生态及活跃度。

4.最根本的是要强调专业性。专业人做专业事才能做好。顺便提一句，总体感觉，诗歌领域的专业研究能力和理论评论队伍情况，似乎不如隔壁的小说领域。

陈 谋：出版业内一直以来就有一个看法，大部分的诗集都不好卖，销量很难上去，所以在选题会上，只要不是头部诗人的作品，就直接划掉。其实这也是因为常年诗歌小众的观点，影响了大部分的出版方。要改变新诗的现状，出版社、文化期刊以及作协组织都需要一起努力。比如在传播过程中，出版、期刊和作协组织三者需要联合起来，分别扮演着“发掘者”“策划者”的角色。前面说到沙滩上的珍珠被掩埋了，首先要去发掘出来，有一双慧眼识珠的本领，并细致地擦亮让它得到更好的展示。而在这过程，还要精心设计、量身定制它的包装，让它进入市场更好地流通，这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当下文化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好的作品并不是摆在那里自然就会有人看到，还要配上巧妙的吆喝，吸睛的文案，才会被喜欢它的读者看到。作为出版、期刊，我们要当好推手，用力地吆喝，让更多优秀的诗歌走进读者的视野，实现其应有的文学价值。

李啸洋：出版社、文学期刊和作协组织等扮演的是诗歌发展的重要角色——发现新人。新诗人在文学资源和正规的发表路径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弱，文学期刊应给文学新人提供亮相的平台。当下的专业级诗歌刊物非常之多，从原创、理论、访谈、散文诗等方面刊发作品，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另外，专业的大学生诗歌奖也对新人的推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出版社、期刊等应顺应时代潮流，走出“纸上诗歌”的圈子，多和新媒体互动，扩大诗歌的传播半径。

夏 麦：以往，经济的发展依靠资金与资源驱动，谁出钱，谁拥有。如今，这一经济的内驱力已经转变为谁创造，谁拥有。在注意力经济的充分发展下，未来这一趋势会更加明显，完全依靠组织化机构提供话语权的做法已经不再行得通。出版社、期刊和作协组织或许需要加入到“网络注意力流”中，从原先作为唯一桥梁的主导型角色，转变为促进读者与作者之间更好交流的服务型角色；利用新媒体技术做好直播、新媒体号、在线读书会等各种形式的交流，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众与大众读者更方便地找到彼此，形成活跃社群，同时辅助以价值观念的引导，便可以很好地形成正向循环的注意力经济。尽管现在许多文艺活动已经自发地从下向上，去中心化了，但专业的机构却拥有着不可替代的公信力，只是在传播形式与角色定位上应当与时俱进。我一直坚信诗歌的未来，包括整个文化的未来，都在走向一个明显的繁荣周期。我们距离光明并不远，只是需要勇敢迈出那一步。

萧楚天：我回国后发现不少独立书店对现代诗也有很高的热情，哪怕明知道很难卖出去，也会有不少甚至圈内都比较小众的诗人的诗集，包括装帧设计很独特的独立出版的诗集。除了给诗集一席之地，这些书店常常会组织新诗分享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读者、诗人和机构的方式。也就是说，机构可以通过与书店合作，打造线下诗歌交流平台，把文化活动、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结合起来。我发现普通大众对现代诗这样一个因为变得越来越小众，而增加了神秘色彩的文体感兴趣了，哪怕不懂，也会有想去见见诗人的冲动。所以，我觉得组织线下交流和读诗会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王家铭：我谈谈比较熟悉的中国诗歌网。网站自开通以来，为广大诗人、诗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布诗歌、了解诗坛资讯的平台。在中国诗歌网上发表作品方便、快捷，满足了众多诗歌爱好者的需求。近日，中国诗歌网还开设直播栏目，依托微信视频号，每天邀请诗人、学者、编辑等对优秀作品进行讨论和鉴赏，这是一次利用新媒体推动诗歌传播的有益尝试，也获得了诸多诗人与读者的肯定。

北 鱼：就诗歌的圈内传播来讲，出版社、文学期刊和作协组织这三大机构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三个台阶、三台扩音器。所以大部分入门诗人也就在“进作协、上期刊、出诗集”的思维定势里兜圈甚至止步了。但来到我们讨论的“破圈”话题上，实话实说，这三大机构对诗歌“破圈”的帮助微乎其微。我们所见的是，在互联网的浪潮中，在新的传播模式里，它们自身都已经被边缘。比如出版社，它搭上教材、搭上成功学、搭上名人传记，都还比较滋润，但是搭上诗歌，我总觉得有种“既互相取暖又互相伤害”的纠结。所以，诗歌要“破圈”而出，就不得不打破这种“依赖”，或者说要解开圈内认同的“捆绑”，更主动地向平台、社群等要偏好流量，向电影、音乐、短视频寻跨界融合。

这些都是诗歌“破圈”的快捷方式。如果要放长远一些、耐心一些，我认为还是要努力去拧“诗歌教育”这个发条，培养更多训练有素的诗歌读者。现在市面上有不少“送给孩子们”的系列诗选，诗人杨碧薇与腾讯合作的《汉语新诗入门：由浅入深读懂汉语新诗》等，应该说是已经找到了可用的钥匙，但还没把门打开。作为以80后、90后诗人为主体的“诗青年诗社”，我们坚持“寻找诗意生活的现实蓝本”为愿景，正努力通过“青年诗人成长陪跑计划”“我们在咖啡馆写诗”“校园诗歌联盟”等方式进行探索尝试，希望把这道门开得更敞亮一些。

董牧孜：出版社、文学期刊和作协组织，曾经是以前文学世界里的权威。但是今天，伴随着整个出版和文字媒介的边缘化，他们在大众传播上的影响力也式微了。这些具有较强精英属性的机构，在融媒体转型的大环境下也在主动或被动做出改变。新诗的传播，也出现了一些新玩法。诗人西川曾经用rap的节奏朗读杜甫的《秋兴八首》，领着上万人打着鼓朗诵屈原的《少司命》。这既是一种驾驭潮流的“玩”，也是回归诗歌与音乐融为一体的传统。

虽然真正好的诗歌往往具有超越时代的属性，但是我们也会留意到，其实诗歌的形式和传播本身已经在转型了。今天的90后、00后，是互联网原住民，他们可能有一半或以上的时间是在互联网冲浪，甚至有的人把自己的虚拟身份看得比真实身份更重要。

这样的一代年轻人，是不是有可能重新定义今天年轻人的诗歌？比如在B站的视频评论区，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友写诗生态。大家会在评论区、动态里对诗、斗诗，玩梗、仿古，以“文豪”互称或是自居。写诗，仿佛成了一种社交货币。今年4月份，上海交大举办的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也曾在微博上引发年轻人转发刷屏。互联网上是不是诗歌回暖了？年轻人的互联网诗歌，长啥样？网生代的诗人，到底写什么？假如李白、杜甫，也是当代互联网诗人……会写些什么？互联网复兴了诗歌，还是杀死了诗歌？跨界对于所有传统界别来说，都有些势不可挡的意思。对于我们传统的诗歌出版、期刊和作协组织来说，关注新媒介与新的表达方式，可能是跨界、转型和“破圈”的关键。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的精彩发言，今天的讨论一定会对中国新诗未来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次与各位探讨新诗发展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