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一月份，东北的黑土地已被白雪覆盖，街面上冷风嗖嗖，不多的路人，也是行色匆匆。而远在几千里之外，大西南的昆明，仍然是风和日丽，游人如织。
　　那天，儿子劝我，来到昆明，就去官渡古镇看看吧，我说没兴趣。儿子又说，官渡古镇值得一去，那里不仅保留了昆明发展的历史痕迹，更重要的是，聂耳的故居就在那里的一条古街上。闻听此言，我立刻决定去官渡古镇。
　　儿子看我做出了决定，立刻调转行车方向，一会儿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有儿子的陪同，此行并未感到孤单。儿子刘扬诗书，法学硕士，云南省天外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我在云南期间，他基本上放下了手头工作，全程陪同我。儿媳田芳是他的同事，也多次请假来陪我，这让我时刻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亲情。
　　踏上青石板的古街，两侧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街上游人很多，却并不嘈杂，倒是显得十分静谧，触摸着由岁月洗礼后的建筑，手掌中能够隐隐地感受到一丝历史的温度。
　　到了地方，我才发现，官渡古镇甬道街上的这座院落，无论从其规模，还是建筑风格上来说，都谈不上经典或精美，倒是更显得简朴，甚至平庸。我之所以要来寻访这座院落，是要来寻访一个人，一个用旋律怒吼出中华民族心声的人。这个人，就是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

聪明好学的童年

　　站在聂耳故居的门前，映入眼帘的便是，聂耳那黑白色的巨幅肖像，肖像的上方，镶嵌着五个红色黑体大字——人民音乐家。此情此景，不禁使人心潮澎湃，仿佛耳畔又一次回荡着《义勇军进行曲》那令人心血潮涌旋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都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准确地说，昆明甬道街这座院落，并不是聂家的祖业，而是房东杨家的房产。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聂耳的父亲聂鸿仪，从玉溪来到昆明行医，租用此房开了一家中药铺，取名为“成春堂”。十年后，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一个男婴“哇——”的一声，从这座木质结构的房屋降临人世。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聂耳，当时，他的父亲给他取名聂守信。
　　或许是出于父亲“悬壶济世”的职业素养，他希望儿子在传承家业以后，能够做到“守好祖业，诚信经营”，故取名“守信”。但没过多久，父亲就去世了，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守信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守信曾暗许心愿：今后必须要“让母亲过好日子”。
　　聂守信再开学就上三年级了，但是哪有钱交学费买书呢？妈妈悄悄把他爸爸在世时最喜爱的八音钟卖了，学费有了着落。可书费呢?开学那天，小守信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有书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两个订得整整齐齐的本子。妈妈翻开本子一看就呆住了，守信用香烟盒纸工工整整地抄了两本书，一本国语，一本算术。
　　贫寒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家有一位邻居姓邱，是位木匠，闲暇时喜爱拿一枝短笛坐在门口吹，那美妙的旋律时而像天上的云彩，悠扬舒缓；时而像森林里的小鸟，活泼跳跃。年幼的聂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学习吹笛子。聂守信很聪明，学得很快，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哥哥也跟着一齐学。之后，他们用压岁钱买了一枝竹笛和一把二胡。从此，他的家就乐声不断，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聆听。之后，聂守信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在学校，他是学生音乐团出色的小指挥，而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儿童小乐团的热心组织者。

　　流连于聂耳故居，我认真地看着那满强散发着历史记忆的老照片，并从照片中发现，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守信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守信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守信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守信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他背着家人偷偷参了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未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他成就伟业之心却未了。

　只身体验底层苦

　　中学毕业后，聂守信被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录取。一天，他亲眼看见当局杀害了三位革命者，还割下他们的头，挖出他们的心，暴尸示众。聂守信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开始思考民族的命运，并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他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无奈离开家乡去了上海。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守信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守信失业了。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他的注意。每月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想到自己从邱木匠那里受到启蒙至今，一向没有机会投身艺术，便立刻跑去报名。主考人是音乐家黎锦晖，他见这个年轻人身上洋溢着奋发向上的热情，又有音乐基础，立即录取了他。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正因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一间的狭小宿舍，练琴时得站在墙角，但聂守信却感到了生活的奢侈。初到不久，他帮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侯、廖伯民在上海代租电影拷贝，得到一百元报酬。一百元啊，离开大家庭以来他还从未拥有过这么多的钱，聂守信的心狂跳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邮局给母亲邮去一半。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还有两本乐谱。这把普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守信的生活增添了华丽的色彩。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是聂守信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二人认真地矫正指法，“错了”，“又错了”，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时断时续。“小老师”与聂守信同龄，平常为人很随和，教琴却毫不马虎。十九岁的聂守信，刚刚摸琴，连乐谱都看不懂，哪里懂什么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急了。但聂守信可不傻，他知道自己碰上了好老师。“必须要学会，”他自己暗下决心。吃罢晚饭，大家都结伴去逛“四马路”，到“大世界”看杂耍，聂守信却一声不吭，躲进房间练琴。他要完成自己的业务指标:一天至少“恶补”七个小时的琴。
“拼命三郎”很快成了他的绰号。当时，电影和戏剧往往裹挟在一齐。一套演员班底，一会儿在舞台上演话剧，一会儿又聚集的水银灯下。这样做，虽出于制片商节省成本的策略，客观上却也锻炼了演职员。比如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中除饰演女主角之外，还要唱主题歌。拉小提琴的聂守信，也要时不时上场扮个什么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涂一身黑墨，扮成黑人矿工。他善于模仿的表演才能已是尽人皆知。
　　除了有较强的模仿能力，年轻的聂守信，对音乐个性也特别敏感。大家都说，只要能从他耳朵进去的，就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一次联欢会上，聂守信不但表演舞蹈，还模仿各种人说话，而且还能让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大伙儿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总经理给聂守信送礼物，并称他为“聂耳博士”。聂守信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四只耳朵(“聂”的繁体字由三个耳字组成)连成一串，不像一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改名为聂耳。
　　聂耳善于从生活的最底层，挖掘和激发创作灵感。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的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着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北京，聂耳都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有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歌声唤醒民族魂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处于危难关头，而歌剧社的节目却仍然是风花雪月，聂耳认为年轻人不应沉迷于靡靡之音，便毅然离开了歌剧社。不久，他结识了左翼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那时，聂耳还与他的同乡、上海泉漳中学的教员李生萱来往频繁，此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聂耳因此对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向往。自从参加革命音乐组织后，他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了大量的主题曲和插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一首又一首明快有力的歌曲从他心中涌出，冲击着中国人麻木怯懦的心灵。
“一·二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就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当时，在田汉的眼里，聂耳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之后，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然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面对这一情形，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只能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能够得到借鉴。
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创作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聂耳见到导演夏衍的第一句话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
　　聂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人的热情接待，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敌人在磨刀霍霍。聂耳一腔愤怒涌出胸膛，由此更激发了创作动力，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侵略者的烽火。
　　据《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在回忆录中的记载：聂耳为了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几乎到了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程度。在房间里，他一会儿在桌子上打着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奏，一会儿在楼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不干了，以为他在发疯，跑到楼上对着他一顿大骂，并扬言要赶他走。末了，聂耳只能向她道歉了事。
　　导演许幸之拿到总谱后，被那激昂有力的旋律深深打动，但在试唱时，总觉得结尾不够有力，歌曲原来的结尾是“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在他的建议下，聂耳把最后一句改成“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样一来，就变得更加有气势了。
　　《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便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为中华民族的不屈反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民族万众一心的心声，表现出华夏儿女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依然散发出无穷的魅力。曾经，这首深厚激昂的旋律，呼喊着国人奋起抗争、拼搏，把侵略者赶出国门，把反动派彻底消灭。如今，这深厚激昂的旋律，同样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改革，为加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特别是近年来，每当国家或民族出现危难时刻，或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唱响那激动人心、热血沸腾的旋律。无论是大使馆被炸、钓鱼岛事件、贸易战发生，还是突发大地震、大洪水、大疫情，国人总是能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感召下，万众一心，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全面胜利。相信，我们这次所遭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一定会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召唤与激励下，最终取得全国“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
　　走在官渡古镇的甬道街上，回望简朴的聂耳故居，耳畔依然回荡着那激昂的旋律：“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其实，那旋律何止是回荡在耳畔，分明是奔涌在我的血脉中，并经由血脉激活了每一个深层的细胞。那激昂的旋律，怒吼的是中国心，唤醒的是民族魂！

作者简历：刘世胜，哈尔滨市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在线》《当代作家联盟》《作家前线》签约作家；《双馨文苑》首席作家。现任《金融文坛》杂志社副总编。在各类杂志及地方报纸上多次发表作品。十余篇作品在国家、省举办的征文中获奖，多部作品入选国家发行出版的图书。2018年获“当代散文名家”称号；城市头条、比投网评选“中国黄金诗词文十大排行榜”金雕铜奖获得者；首届全国实力作家擂台赛获“金奖擂主”称号；首届华语文学大赛银奖得主。个人曾先后出版随笔集《教你成为赢销高手》、散文集《灵悟拾萃》《神州走笔》《穿越红尘》等著作。与他人合编《魂牵梦绕顾乡情》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