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智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知识性与审美性

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不论是对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中国文学外译传播的研究,文学性、审美性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当代文坛》《中国文学批评》《文艺争鸣》等文学期刊或设置专栏,或刊登专题文章,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问题。 一些学术会议的议题,如2021年1月《收获》举办“无界对话:文学的辽阔天空”论坛,同年7月《收获》与《小说评论》主办““小说革命”与无界文学”讨论会,2022年主题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的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等,都围绕当下中国文学研究如何重建文学性问题展开。 在中国文学的外译研究中,查明建、许钧、刘云虹、孙会军、孙若圣、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等,撰文探讨中国文学翻译过程和海外评论中的审美再现、文学性阐释等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内外研究与传播中的“文学性”问题引起不同领域学者的极大关注,这一问题的凸显度令我们思考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知识性和审美性。 本文在阐释文学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效应的前提下,深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知识性与审美性的具体呈现,寻求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和整体效能,促进中国当代文学以文学应有的姿态走向世界,突破域外主要将我国当代文学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窗口的思维定式。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知识性和审美性是由文学的基本功能决定的。 众所周知,文学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其中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可谓文学最为重要的两大功能。 在中国,文学的认识功能由来已久。《论语》指出,诗歌有“兴、观、群、怨”的作用,且“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观”和“识”强调的是文学的认识功能。 《汉书·艺文志》也主张通过诗歌来“观风俗,知厚薄”。 而自晚清以来,文学更是被委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重任,被视为启蒙的武器、革命和改革的利器。

文学的认识功能在西方世界同样源远流长。 在亚里士多德提出摹仿说之后,镜子说、“书记”说、再现说等一脉相承地创生出来。 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 他作为“书记官”对19世纪法国社会现实的描写得到恩格斯的称赞,恩格斯曾说从《人间喜剧》里“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别林斯基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复制”,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 既然文学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是映照现实的一面镜子,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作家是时代的记录者和书记官,那么,认识功能无疑是文学作品的必然选项。 文学凭借认识功能连通世界,凝聚共识,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

除了认识功能,文学作品还具有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审美功能,即文学性。 文学最根本的属性是审美特性。 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指出:“文学的审美价值是文学艺术显著地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质之所在。” 审美是文学的其他功能得以发挥的依托和基底。 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通常情况下是在“寓教于乐”中实现的,这里的“乐”是文学的趣味、品位,是审美和娱乐的一体化。 文学是有用、有趣、有品格的协调统一。

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认识价值特别是社会认识价值,得到格外地彰显和强调,而审美维度的考量,不论在译介、阐释还是在接受层面,都相对不足,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文学认可度不高,成为制约我国当代文学在海外深度“走进去”和“走下去”的瓶颈。 即使是海外传播较为成功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研究也多少存在这些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首先是知识的传播,即国外通过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来认知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这由文学的认识功能决定,因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片水域,能反射出不同的知识形式”。 人们从一国文学中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加深对该国社会生活的理解。

近几年在国内学术界引起热议的知识翻译学强调,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聚焦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是“知识的世界性再生产和再传播”,在“知识生产、知识流动、知识迁移、知识对话与知识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翻译的最本源特征是知识的生产、创新和传播”,“翻译表面上看是一种符号转换,实际上是一种知识生产和传播”。 概而言之,在知识翻译学倡导者的视野里,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迁移、生产和流通。

就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来说,知识翻译学强调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地方性知识,如何通过翻译进入译入语文化,并经过和译入语文化的碰撞、冲突、对话、融合,获得“他者”的认同,成为世界性的知识。 因而,人们能够从一国的文学作品中了解到该国社会生活的万象。 德国翻译家卡尔·戴得尤斯(Karl Dedecius)说道:“文学是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个民族可以向外观望他国人,他国人也可以从这扇窗户里看到这个民族的生活。” 早在18世纪,西方人从传入欧洲的中国古典小说如《好速传》中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中国的风俗人情和世态万象。 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1761年编译的《好逑传》扉页上引用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中国通志》上的话:“要想了解中国,除了中国小说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中国的精神和各种习俗肯定不会有错。” 法国的《欧洲文学报》撰稿人在评论《好速传》时说道:“它展示了一幅真实的中国风俗画卷。” 这幅画卷加深了彼时欧洲人对中国风俗的了解,虽然此时耶稣会士传回欧洲的中国书简有对中国的大量讲述,但欧洲人认为《好速传》对中国社会的刻画更值得信赖。

到了当代中国,国外这种读文学、看中国的倾向更为凸显。 对于传播出去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域外的很多读者和研究者希求从中获得关于当下中国的知识和信息,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一种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作为了解中国窗口的社会学阅读倾向。 比如国外对王安忆小说集《流逝》英文版的评论认为,“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这个遥远而又十分重要的国家是西方读者关注中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之一”,“借助王安忆的这些中短篇小说,西方人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 对于余华的作品,法国的《十字架报》认为《兄弟》“为了解当代中国慷慨地打开了一扇门”。 亚马逊平台读者评论,《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对中国人本质的描写正好是我所想了解的”,“想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了”。 日本的文学爱好者在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评价时,“更看重小说对现实的观照性”,他们学习中文的主要动机在于“无法通过日本传播的新闻与评论了解中国的动向”,他们翻译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目的是“帮助日本人理解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与人”。 2023年9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文学国际传播论坛暨第六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韩国翻译家金泰成(Kim Tae Sung)表示:“阅读中国文学,可以看到中国人生活的风景。” 《文艺报》记者王杨在报道中写道:“世界要了解今天的中国,没有比中国当代文学更好、更合适的途径。” 知识是文学翻译和传播的对象与本质特征,从他国文学作品中获得关于该国的知识和信息是人类阅读行为的意图之一。 鉴于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国外民众更多地通过文学阅读来获取对于中国的丰富认知,正如许钧先生从我国主动向外推介的维度所强调的:“中国并非是在强推自己的文化,而是在积极回应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需求。” 这些评论和观点都体现了文学自身强大的认识功能。

在当代文学特别是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红色经典作品和改革主题小说的海外传播过程中,文学的认识功能得到格外彰显。 黄胄(Joe C. Huang)的《共产主义中国的英雄和坏人形象: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当代中国小说》是西方较早探讨我国“十七年”文学的著作,研究内容涵盖1949-1966年出版的二十五部小说,其中“红色经典”作品有《红岩》《创业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在为该书撰写的书评中认为,作者不是将“小说视为文学作品,而是作为社会材料……将小说作为进入公众社会生活的一个途径”。 “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形成“互文、互动及互鉴”。 改革主题小说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贾平凹的《浮躁》等译成外文出版后,在异域的接受中社会认识功能亦得到凸显。 《沉重的翅膀》译成德语后很快在德国出现了一股“张洁热”。 译者米歇尔·康-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德国人对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了解不多,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这方面的情况”。 该小说在德国之所以受到欢迎,社会认识价值是首要的考量。 《乔厂长上任记》和《浮躁》同样如此。 “蒋子龙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工业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昭示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理想图景。” 《浮躁》让国外读者看到了“中国农民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国文化在迈向现代化”。 在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多年的海外传播历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因承载、叙说着时代的沧桑巨变而成为海外青睐的对象,其知识性和认识价值塑造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品质。

知识性的认识价值使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打开了一片星空,其域外传播无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目前来看,我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地位尚未有效建立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缺少真正文学性的评论、阐释和接受。

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固然有非文学性的知识传播和文学性的审美评价两个层面,但作为文学作品,文学性的研究和接受应该是第一位的。 诚如许钧所言:“跨国的文学交流当然有增进认知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审美期待的互换。剥离了文学性,实际上就等于背离了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中国文学走出去,应当让海外读者在了解中国社会的同时,也学会欣赏中国文学的审美。” 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现象的注脚,甚至试图从里面寻找“证言、标志、指数、表征”,是没有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来阅读,希求从中了解一个现实中国而非欣赏中国的当代文学,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偏离了文学的本质。

这种偏离一是由于译者对原文的审美性缺乏很好地把握和再现,二是由于海外读者与研究者没有对译文进行中肯的审美接受和评价。 从前者来看,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研究经历谈到,在国外,中国的“小说被看作教科书,虚构作品被视为社会学文献,事实比想象更受重视”。 译者满足于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社会现实、历史文化信息的传递,小说的“风格在译者解码的过程中被扼杀”,这部分是由于“出版者、评论者、读者只追求外国作家作品的可读性,不看重译者的独特作用和能力。译者曾经被看作像音乐家那样去演奏作家的原作,但是现在,译者更多地被看作记录员,只是原作的信息传递者而已”。 “这种翻译被本雅明视为拙劣的翻译。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指出:“文学作品的本质不是陈述事实或传递信息。然而,翻译若要发挥传递的功能,那么,除了信息——也就是文学作品非本质的东西——它也就不可能再传递什么了。这也正是拙劣译作的标志。” 之所以是拙劣的翻译,是因为这样的译者忽视了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文学性,它的语言、叙事、风格等特征,没有将作品完全视为文学作品,从审美的角度去翻译,而是更多地考虑了信息的传递。

从后者即海外读者与研究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译文的审美接受和评价来看,存在着对中国当代文学“怎么写”关注不够的问题。 域外主流媒体和权威书评杂志对翻译出去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多是粗浅的故事情节介绍和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式的评介,缺乏有深度、有长度、有卓见的文本剖析,不乏以社会批评代替审美批评的现象,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缺乏应有的关注。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所好转,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开始出现“从政治性到审美性的转变”。 比如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李桦(Hua Li)从叙述人称的角度对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进行研究,认为余华“为方便开启回忆之门,选择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第一人称叙事使故事的展开更加灵活。实际上,小说至少涵盖三重叙述视角:孩童‘我’叙述人、成人‘我’叙述人以及全知全能的叙述人。与此同时,隐含作者与成人‘我’以及全知全能的叙述人是重叠的。孩童‘我’是故事的主要叙述人,用来描述那些可以透过孩子的视角观察到的具体事件和场景。不过,如果仅有孩子的视角,那么叙述是远远不够完整和丰富的。于是,余华便在小说中插入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人,他可以描述孙光林童年时期无法亲身体验或看到的场景和事件,这个全知全能的叙述人弥补了孩童‘我’视角的盲点”。 如此,作品中的三个叙述人闪转腾挪,或设置悬念,或提供信息,或揭示真相,支撑起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完成复杂曲折的叙事,引领读者到达理解的彼岸。

另外,李桦通过考察余华小说《黄昏里的男孩》和《蹦蹦跳跳的游戏》里面的时间和空间艺术,剖析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内在联系。 李桦认为,“这两个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和主题都是通过余华对时空的诗性处理来实现的。一方面,小说中狭窄的空间和浓缩的时间对于作者把控叙事节奏、叙述视角、叙述声音以及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至关重要,体现出短篇小说应有的凝练性。另一方面,小说中特定的场景或空间,譬如街头小店、屋子、水果摊、楼梯、窗户、房间等,不仅是这两篇小说中孤立的主人公的日常活动空间(隐喻着他们在时空中的生活轨迹),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空间浓缩了他们的过去,成为两位主人公记忆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余华通过对浓缩时间和有限空间的诗意运用,传达了小说中人物对悲剧和宿命的看法——人生有无处不在的陷阱和封闭”。 小说主要人物的人生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远远超过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时空范围。这两篇小说对两个男孩——一个饥饿难耐,一个因病丧生,和两位沧桑的中年男性——孙福和林德顺的讲述,采用的是“冰山原则”,读者仅看到他们生活的冰山一角,其坎坷生命中经历的诸多事件,都被作家余华以“空白”的方式隐而不彰,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和填充空间。 在这两篇小说中,余华因成功地运用时空浓缩策略而营造出一种诱陷和封闭的氛围,创造出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和绝望感。

综合考察海外对我国当代文学的翻译、评价和接受,可以发现,国外主流媒体和权威书评杂志倾向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非文学价值,突出其认知功能,有意无意地忽视其文学价值。 而海外学者包括华裔学者、汉学家和在海外攻读学位的中外青年学者,则会在彰显社会认识功能的同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进行相应阐释。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中,如果说审美维度的研究是文学性研究、内部研究,那么知识性的认知研究则可以说是非文学性研究和外部研究。 我们强调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文学性研究的必要性,并不是要剔除非文学性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是知识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统一,是文学性研究、内部研究与非文学性研究、外部研究的双重变奏。

近年来,不仅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即便在国内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都不时有对“文学性”和“文学性研究”的重提与讨论。 有学者指出:“我们的文学批评史充满了太多的非文学性的取向和非文学性的趣味。其一,在价值旨趣上,习惯性地认定思想价值大于审美价值;其二,在意义解读上,习惯性地认定社会意义优先于文学意义。” 即便是包容性和开放性较强、译介中国文学数量较多的法国,“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也往往强调其认识社会的功能,而对作品的文学价值本身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因而,为平衡文学传播的知识性与审美性,应寻求将社会化的非文学性解读,转换为文学性的阐释。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国外认知中国的一个窗口,“那么,这个窗口也应该是文学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所看到的,应该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命状态、生活理想、精神追求,乃至困惑、不安、躁动,文学家是如何‘文学地’呈现出来的”。

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理解“文学性”或“审美性”?“文学性”最早由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提出。 他说:“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张隆溪进一步阐释道:“既然文学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内容,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就不在内容,而在语言的运用和修辞技巧的安排组织。” 根据雅各布逊的界定和张隆溪的阐释,语言和修辞是研究文学性的具体抓手,由此孙会军便结合英国学者利奇(G.N.Leech)的《英诗学习指南: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中总结的诗歌创作中语言偏离或变异的表达,将其运用到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之中,以贾平凹的《高兴》、老舍的《骆驼祥子》英译为个案,“考察译者对偏离形式的忽略或抹除造成的文学性受损的情况”;以阎连科的《受活》《炸裂志》等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为例,审视原作中的“语音变异、语相变异、语法变异、词汇变异、语义变异、语域变异、方言变异和历史时代变异”在英译本中的再现。 当然,从今天的视野来看,文学性或审美性不再仅仅指俄国形式主义所强调的语言运用和修辞安排,也不局限于英美新批评文本细读式的纯文学性分析,它还包括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高效解释力”,是一种“大文学性”,涵盖知识性解读的内容,是文学形式与当代复杂多变的现实的互动,是审美和知识的共生共融。

尽管从理性认识上来讲,我们期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能够实现知识性与审美性的有效互动和动态平衡,但纵览七十多年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情形,总体上存在着知识性的认知功能彰显、文学性的审美功能遮蔽的隐忧。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从社会性解读向审美性阐释转变的态势,但偏重社会性解读和阐释的状况在国外依然盛行,以至于有学者质疑国外到底是在翻译中国“文学”还是在翻译“中国”?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成功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应该是知识和审美的双重传播。 “美”用黑格尔的话说,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文学故事是最好的“感性显现”,是实现不同民族“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情感共振的最佳方式之一。 因而,要想达到审美的传播,首先,中国当代文学要“被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使海外的评论由关心文学里的当代中国,转向关心中国的当代文学;由聚焦现实意义上的中国经验,转向聚焦文学意义上的中国经验。 其次,要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非文学性认知,转向进行文学性地评价,将中国当代文学中表述的“社会、文化、经济、道德等层面上的问题”,“‘文学性’地纳入到文学研究和批评之中,以第二位的逻辑统摄到文学性研究的框架之中”,让海外读者和研究者“文学地评介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审美和知识双重传播,相应地,中国当代文学也才能在世界文学中赢得应有的地位,建立起与创作实绩相匹配的中国当代文学形象。